席大大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深刻阐明了这一突出特性对于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重大意义。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发展史，像中华文明这种大地域文明还具有如此突出的统一性，是非常难得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支撑和传承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地理的理想建构，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塑造作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开辟之功，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为地理标识，以河川贡道为联结，划分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治水分州的基础上，《禹贡》又描绘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渐次而成的甸、侯、绥、要、荒“五服”体系，提出以方五百里或千里的整齐划一尺度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期实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的境界。《禹贡》中的“九州”，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地理建构，其擘画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天下大一统格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寄托着济世经邦之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本的大一统家国情怀。

治理制度的演进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支撑作用。作为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大地域文明，中华文明具备适合农业开发和国家延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历代王朝国家和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曾在这片大地域上探寻稳定的人地关系和制度模式，以期发展农业、繁衍人口、延续文化、稳固边疆。秦汉王朝的疆域，已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础。自秦汉开始推行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系，总体上为历代所遵奉。历代王朝根据疆域规模、职官制度的具体情况，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理化调整，并对行政体制加以改革。从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到逐步完善的选拔制度，治理制度的演进能够为国家选拔人才，再通过体系化的职官制度将一批批官员派驻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确保中央的决策和政令得以达至基层、远及边疆。随着朝代更迭和疆域拓展，这片广袤大地的各个区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深，各族人民互动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政权往往会选择以达济天下为国家追求，建立一统的统治秩序，并根据边疆治理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选择能够实现疆土稳固和民族团结的国家经略。另一方面，各民族在迁徙、定居过程中也开拓着疆土、稳固着边疆，并与中央王朝及其他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强化。

地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传承作用。尽管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也应看到，其中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在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归根到底需要通过稳固的地域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传承。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地方政府就面临着重整户籍、清理财政、稳定秩序等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民众常常依托社会组织和地方乡贤士绅等，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既强调旧制传统，又适应新政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在新的行政区划得以建立的过程中，地域社会的差异性逐渐被纳入国家制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也被吸纳到本土化、统一性的地域文化建构中。从文化意义上领悟这种包容多元的统一性，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变乱和挑战，但统一的国家始终存续。此外，“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类维护国家大一统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仅着眼于技术化的标准制定，更以知识和制度的方式，对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以及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各地域间的矛盾加以调适。这样的调适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艺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源远流长、未曾间断的传世典籍以及口耳相传、日用不觉的礼仪习俗，将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成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一性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